澎湃新闻获悉，10月8日，“和合中国”展览将在辽宁省博物馆对外展出，作为辽博史上规模最大的特展，旨在通过古意盎然、彬蔚称盛的文物之美，解读“和合”文化所蕴涵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精神、文明价值。
据悉，展览计划展出“和合”文化有关文物、古籍件/组（单件），其中，《五代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北宋宋徽宗草书千字文卷》《明仇英清明上河图》《清徐扬姑苏繁华图卷》、宋缂丝朱克柔牡丹图等辽博馆藏国宝级文物均有呈现。此外，湖南博物院藏《唐摹兰亭序（黄绢本）》、吉林省博物院藏《金张瑀文姬归汉图》、甘肃省博物馆藏东罗马鎏金银盘等国宝级文物也将在展览中亮相。
“和合中国”现场展出的元织锦百鸟朝凤图卷（局部）
“和合中国”展览现场策展人现场讲述“和合”之源与“天人合一”此次展览的策展人，辽宁省博物馆党委书记、副馆长，二级研究员刘宁今天对澎湃新闻介绍，“和合”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蕴含着无比深厚的内涵，富有极其深刻的哲学思辨和中国智慧，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和性格特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最有价值的观念，也是维护中国五千年历史没有中断的坚韧纽带。“和合”一词首次出现在《国语·郑语》中，“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五教”是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即将五种不同的人伦之教加以融合，实施于社会，使百姓安定和谐的相处与生活。和合思想广泛地体现在阴阳五行论等许多方面的思想学说中，如《易传》和合思想的核心是阴阳的对立统一，而四时有序、天地和合并不是它追求的最高目的，它追求的最高目的是人与天地合德，是“天人合一”。
“和合中国”展览现场
“和合中国”展览现场“此次特展的策划前后历时5个月左右，展览分‘天人合一’‘人心和善’‘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四个部分，每个部分下设两个单元。展览共汇集了全国22家文博单位的四百多件文物珍品，展出的文物具有跨时空、跨地域、跨种类的特点。”刘宁接受《澎湃新闻·古代艺术》采访时说，“在展览中，我们综合运用彩陶、青铜器、瓷器、丝绣、书法、绘画、古籍、碑刻拓片、金银器等各类文物，以各自的时代和文化背景来分别阐释主题，标示指向。借助一件件传世重器、一幅幅精品书画、一部部缥缃翰墨，在宏观历史脉络中，通过文物之美解读‘和合’文化。以丰富的图片文字链接、数字化场景营造、互动体验等多样化、高科技的展陈手段为依托，体现了‘和合’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及蕴含的中国智慧。”
“和合中国”展览现场“走在展厅现场，可以发现我们在展览的每一个部分开头，都引用了一句文献来作为展出部分的提纲，比如说在‘天人合一’部分，我们引用的是《庄子·内篇·齐物论》里的一句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第一部分第一单元‘人心和善’，引用的提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则出自《易经》，具体的展示上，我们从自然之纹，鸟兽之形等几个小组来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刘宁进一步介绍说，“基于这样的展览构思和策划，仅仅依靠辽博的藏品是不够的，所以仅‘鸟兽之形’这一组，我们就借展了河南省三门峡虢国墓地博物馆藏的西周时期的小玉件，这类玉器形状特别丰富，有大象、老虎、鸬鹚，还有猫头鹰、小鹿、兔子、鹦鹉、燕子等等。包括我们还借到了山西博物院藏的之前火遍全网的‘愤怒的小鸟’——青铜文物鸮卣。从史前到商周，动物形玉器很多，基本模仿动物本体，惟妙惟肖，充满了古人的智慧与想像，而且动物题材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内容，绵延于各个历史时期，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共鸣。”
青铜文物鸮卣展出现场展览的最后一个单元“协和万邦”同样下设两个单元：“交流互鉴四海一家”“与古为新美成在久”，前者主要以古代丝路文化为主题，后者则用珐琅、纺织品及与奥运题材相关的文物来体现和合文化新的时代内涵、表现形式和生命活力。“可以说，此次展览“和合”的主题，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不光是展品组合的体现，还包括时空地域的体现。”刘宁说。
“和合中国”展览现场据悉，此次特展由国家文物局与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辽宁省文物局）、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辽宁省博物馆承办，山西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南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甘肃省博物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辽宁省图书馆等国内22家单位协办，展期三个月。多件国宝文物共同解读“和合”文化
展览计划展出“和合”文化有关文物、古籍件/组（单件），其中一级文物88件/组，在辽宁省首次展出的文物件/组，外借文物件/组（单件）。其中，《五代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北宋宋徽宗草书千字文卷》《明仇英清明上河图》《清徐扬姑苏繁华图卷》《明代利玛窦绘两仪玄览图》、宋缂丝朱克柔牡丹图、元织锦百鸟朝凤图卷、辽三彩釉印花太极图执壶等辽博馆藏国宝级文物均有呈现。此外，湖南博物院藏《唐摹兰亭序（黄绢本）》、吉林省博物院藏《金张瑀文姬归汉图》、甘肃省博物馆藏东罗马鎏金银盘等国宝级文物也将在展览中亮相。
勾连涡纹彩陶罍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口径13.2、底径12、通高49.2厘米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四号冢6号墓出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早在新石器时代，分布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以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天性和与邻区广泛交流的开放心态，走过了年发生发展的历程。红山文化祭祀用陶器主要为泥质红陶，且多彩陶。红山文化的彩陶受到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强烈影响，在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地融入自身的文化因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山文化彩陶。将源自邻区文化因素的彩陶器使用于精神领域，反映出红山先民对外来文化具有很高的容纳度。此次展出的勾连涡纹彩陶罍即为泥质红陶，红陶地上饰黑彩。敛口，圆唇，广肩，鼓腹，小平底，腹部饰竖桥状耳，圆碟式盖，顶端有半环形捉手。盖身饰重圈纹，瓮身饰三周勾连涡纹带。
三彩釉印花太极图执壶辽通高21、口径3.7、底径10.8×8.9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三彩釉印花太极图执壶，壶体作扁圆形，圆口，曲柄，管状短流，圈足。胎质灰白闪红，挂白粉。通体施黄、绿、白三色釉。水波纹地，上浮有如意流云带。柄外施绶带纹，流基部作牛首张口状。壶身两面印相同的凸起花纹，中心一朵莲花内饰有太极图式花纹，勾画出“始于天然、载于天道”的审美意境。此壶构思巧妙，制作精细，花纹别致，装饰富丽，是辽代陶瓷中的佳作。
夏景山口待渡图（局部）五代董源注：文末附长卷赏析此卷描绘的是江南山水景色，江水蜿蜒于群山之间，草木丰茂，点染皴擦中尽显江南山水秀润之境。引首有明代董其昌书题，卷后有元代柯久思、虞集、等人题跋，是董源传世绘画中极为精妙的一幅作品。董源，字叔达，钟陵（今江苏南京）人，后唐中主时曾任北苑副使，故称“董北苑”，擅画山水，开创了“平淡天真”的江南山水画风格，是“南宗”山水画的代表画家。
太白山图卷（局部）元代王蒙
太白山图卷（局部）元代王蒙王蒙，字叔名，号黄鹤山樵，吴兴（今浙江湖州）人，赵孟外孙。画风深受外祖父影响，又自出新意，独具风貌。后人将其与黄公望、吴镇、倪瓒合称为“元四家”。
太白山图卷（局部）元代王蒙此图所绘为浙江鄞县太白山及周围景致，此处山峦叠嶂，绵延不绝，小桥流水，高拱长桥。全篇用笔繁密，以朱砂、花青点染，技法高超，别具一格。
唐摹兰亭序(黄绢本)局部湖南省博物馆藏注：文末附长卷赏析这卷原托名为褚遂良所书《兰亭序》，正文质地为绢本，黄褐色，亦称“黄绢本”。在正文末行“斯文”之下有“芾印”、“子由”二朱文印。卷前引首有明代著名书画家、鉴赏家董其昌题书“墨宝”二字（残存）。卷中有明代书画鉴赏家项元汴藏印甚多。卷尾有明代许初，清代王澍、贺天钧、唐宇肩、顾莼、梁章钜、梁同书、孙星衍、石韫玉、李佐贤、韩崇诸跋。此卷唐摹《兰亭序》，虽不是褚遂良的摹本，但作为唐代初期的书法作品，能流传至今实为不易。正因它与其他唐摹《兰亭序》的存在，使我们今日仍可在感受到王羲之书法艺术魅力的同时，认识唐代早期的书法风尚。
兰亭集序图卷（局部）明代祝允明文徵明纸本行书设色
兰亭集序图卷（局部）明代祝允明文徵明纸本行书设色
兰亭集序图卷（局部）明代祝允明文徵明纸本行书设色祝允明，字希哲，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因长相奇特，而自嘲丑陋，又因右手有枝生手指，故自号枝山，世人称为“祝京兆”，擅诗文，尤工书法，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楷书早年精谨，师法赵孟、褚遂良，并从欧、虞而直追“二王”。草书师法李邕、黄庭坚、米芾，功力深厚，晚年尤重变化，风骨烂熳。文徵明，原名壁（或作璧），字徵明，四十二岁起，以字行，更字徵仲。长洲县人。嘉靖二年（），以岁贡生参加吏部考试，被授予翰林院待诏之职。嘉靖五年（），文徵明辞官归乡，专事创作。文徵明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四绝”，其与沈周共创“吴派”。在画史上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在文学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
归去来兮辞图卷（局部）明代马轼李在夏芷（生卒年不详）纸本水墨
归去来兮辞图卷（局部）明代马轼李在夏芷（生卒年不详）纸本水墨马轼，字敬瞻。嘉定（今上海）人。宣德年间与戴进、谢环同善画名于京师。工诗文，善画，山水取法南宋院体。李在，字以政，福建莆田人。宣德年间入画院，为画院待招。善山水人物，宗郭熙。此幅绘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情境，共九段，现存李在三段，马轼三段、夏芷一段，第一段与第八段原作已佚，现存此两段为清代画院画家补绘。
摹孝经图卷(局部）南宋佚名绢本设色辽宁省博物馆藏
摹孝经图卷(局部）南宋佚名绢本设色辽宁省博物馆藏本画根据儒家经典《孝经》所绘，计十八章，右书左画。此卷经清代《庚子销夏记》《石渠宝笈初编》等著录，皆以为褚遂良书、阎立本画，今被鉴定为南宋人作。从避讳字来看，“敬”“让”二字均未缺笔，而第十六章“慎”字缺笔，避南宋孝宗赵昚讳，第十七章“匡”字亦缺笔，可见此卷最早应为南宋孝宗时所作。
急就章卷元代赵孟（局部）纸本草书
急就章卷元代赵孟（局部）纸本草书《急就篇》为西汉元帝时(前48~前33)黄门令史游作。该书是中国古代教学童识字、增长知识、开阔眼界的字书，在古代常被用作识字课本和常识课本。汉代教学童识字的书，如《仓颉篇》、《训纂篇》、《凡将篇》、《滂喜篇》等都已亡佚，只有《急就篇》流传下来。全书为三言、四言、七言韵语。三言、四言隔句押韵，七言则每句押韵，以便诵习。篇中分章叙述各种名物，如姓氏人名、锦绣、饮食、衣服、臣民、器物、虫鱼、服饰、音乐以及宫室、植物、动物、疾病、药品、官职、法律、地理等，不仅为识字而设，还有传布知识、以应实际需要的意思。原书可能是用隶书写的，东汉时章草盛行，书家喜用草书书写，魏晋时期钟繇、索靖、卫夫人、王羲之都有写本，但都没有流传下来，只有三国时吴国皇象的写本流传下来。此字书旧分32章，相传皇象写本为3l章，宋太宗所写为34章，不同传本文字也略有异同。由于分章的原因，也有人把它称作《急就章》。
千字文卷宋赵佶(局部)纸本草书赵佶，宋神宗第十一子、宋哲宗之弟，宋朝第八位皇帝。先后被封为遂宁王、端王。哲宗于公元年正月病逝时无子，向太后于同月立他为帝。第二年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徽宗自创一种书法字体被后人称之为瘦金体，他热爱画花鸟画自成院体。是古代少有的艺术天才与全才。此卷书法为徽宗用草书临写《千字文》，写于“宣和壬寅”（年），时40岁。《千字文》本为历代孩童识字课本，在流传过程中，又被不同时代书法家作为艺术创作之文本。
千字文卷（局部）唐代欧阳询纸本行书
千字文卷（局部）唐代欧阳询纸本行书
千字文卷（局部）唐代欧阳询纸本行书欧阳询，字信本，潭州临湘县（今湖南长沙市）人。欧阳纥之子。历银青光禄大夫、给事中、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册封渤海县男，主持编撰《艺文类聚》。欧阳询精通书法，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三位并称“初唐四大家”。《千字文》为南朝梁武帝指令给事郎周兴嗣用一千个不同的字编写的文章。四字一句，对偶押韵，便于记诵，用作儿童启蒙读本，从唐朝始开始盛行，直至今日仍被人传诵。
木鸡集序卷宋代文天祥（局部）纸本草书文天祥，初名云孙，字宋瑞，号文山。江南庐陵人。累官至赣州提刑，元军南侵，力抗顽敌，兵败被俘，从容就义。临行前作《正气歌》，以见其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之志，为后人所敬爱。工书，其书出自《淳化阁帖》，师法二王，具有晋人风韵，博采唐人名家草书之长，却又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著有《文山集》及《文山诗话》。《木鸡集序》是文天祥应同乡张疆之求而作。木鸡意取《庄子达生篇》。文中阐述治学的见解，强调学习应从难从严的道理，要先学《诗经》，后读《文选》，才能收益更快。
《大学或问》手稿宋代朱熹（局部）纸本行书
《大学或问》手稿宋代朱熹（局部）纸本行书朱熹，字元晦，号晦庵，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朱熹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大学或问》是朱熹诠释《大学》的著作，与《大学章句》相表里。载《朱子语类》卷十四。因采用问答体形式，故称或问。朱熹著《大学章句》后，恐学者尚有不理解处，著此以释疑。自称《章句》如《大学》篇的注脚，而《或问》篇乃注脚之注脚，教学者且去熟读《大学》正文了，又仔细看《章句》，《或问》未要看，俟有疑处，方可去看。
西周虢国波曲纹列鼎年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地M虢太子墓出土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藏一组7件，形制、纹样相似，大小相次，应为一组列鼎。均为敛口，窄沿上折，立耳，半球状腹略鼓，平底，蹄足粗矮，足内侧内凹，足下有范疣。沿下饰有C形无目窃曲纹，腹饰波曲纹，耳部饰重环纹。该组器物庄重大气，做工精良，是西周列鼎制度的实证材料。位于列鼎之末者，腹较前者深，纹样、形制较粗糙，疑与前者非同时铸制。
《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西周的礼乐制度主要体现在青铜礼器的配置上，具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在祭祀、宴飨、随葬时，依使用者身份配置相应数量的鼎、簋，天子为九鼎八簋，诸侯、卿大夫依次递减，尊卑分明，不得僭越。礼乐制度有利于周王与诸侯之间关系的和睦稳定，社会和谐即圣人制礼作乐的本意所在。
郑国编钟春秋镈钟河南省新郑市郑国祭祀遗址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青铜乐器，一组24件，镈钟4件，钮钟20件，钮钟分为两组，每组各10件。镈钟均为双龙首凸字形钮，方圆体，平舞，钮两侧及舞面都有半圆形外框，面有三十六枚，枚、钲、篆、鼓部都有阴线纹外框。钲部素面，篆部饰云雷纹，鼓部饰回首龙纹和圆目纹。平于口。
钮钟均为梯形扁方体钮，合瓦体，平舞。面有三十六个枚。枚、钲、篆、鼓部有阴线纹外框纹饰，钲部素面，篆部饰云纹，鼓部饰三角形纹和云纹。
不同的声音和谐共处形成的谐音现象是一种自然现象。基本乐理揭示，八度、五度、大小三度和谐地凝聚于谐音列中，被早期的骨哨、骨簧、陶埙、陶铃等乐器有选择地表现，养成了人们的听觉偏好。周代双音钟的一钟双音三度音程结构，正是这一偏好的体现。人们把自然现象的“音程之和”类比为“和而不同的”社会观，象征中国传统和谐观的初步形成。
《礼记·乐记》：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周代的编钟、编磬属礼制乐器，是“和”从自然现象到人文观念的载体。
战国石编磬年10月山东省阳信县城关镇西北村战国墓出土阳信县博物馆藏石质，一套共13面。出土时表面附有朱红色颜料，造型别致，棱角规整，大小有序，敲之音纯正，带有半音。
南宋宋高宗书马和之画周颂清庙之什图（局部）绢本设色辽宁省博物馆藏此卷以《诗经·周颂·清庙之什》十篇诗文为题材，《清庙之什》是西周初年周王朝祭祀宗庙的舞曲歌辞，用典重的词章歌颂祖先的功德并祈求降福子孙。此图由宋高宗书《清庙之什》诗文，马和之补画绘文意图，右书左图，各幅相间，共十段，依次为：《清庙》《维天之命》《维清》《烈文》《天作》《昊天有成命》《我将》《时迈》《执竞》《思文》。
南宋宋高宗书马和之画周颂清庙之什图（局部）绢本设色辽宁省博物馆藏此卷是传世《毛诗图》各卷中较好的一卷。画面内容以祭祀场景为主，出现了成组的鼎、簋、鬲等青铜礼器与编钟等乐器，气氛庄重肃穆，图文并茂地展现了周代的“礼乐制度”。此卷宋元时收藏不详，据吴升《大观录》载，“缝三宋印无缺”，但现已不可辨。元明之际曾入洪武内府，又先后归朱?和项元汴收藏。清代经安歧和梁清标收藏，后入清内府。著录于明顾复《平生壮观》、清吴升《大观录》、《石渠宝笈》续编。
明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绢本设色辽宁省博物馆藏此卷绘于明代，《石渠宝笈》著录仇英款有两本，此本署“仇英实父制”。画家以生动的笔触再现了熟悉的风土人情，反映出江南地区百姓热闹欢腾的生活状态。通过“货物店肆，流溢金阊”的繁荣商业景象；屋舍墙上所挂元四家风格山水画；“小儿内外坊脉药室”中的小儿安图画片等，反映出明代商品化经济的发展状况，人们的文化品位和心理寄望。亦可看出百姓对生活的热情，对平和安康，繁华人生的向往。
文姬归汉图卷（局部）金代张瑀设色绢本吉林省博物院此图所绘是文姬归汉途中的情景。前端一汉人骑老马引路，肩扛圆月旗，躬背缩首，迎风沙而行，侧后方有一马驹紧紧相随。稍后数步便是画卷中心人物蔡文姬，头戴貂冠，身着华丽胡装，脚蹬皮靴，骑在马上，手扶鞍桥，双目凝视前方。文姬身后，是骑在马上护送的马夫和侍从，前面汉胡两官员并骑，左侧汉朝官员，头戴帻巾，左手持一把用毛皮镶边的团扇遮面，以避风沙。右侧胡人官员，头戴皮帽，身穿紧袖长袍，腰系佩饰，面现愁容，正在勒马，马亦踢蹄踟蹰。其后有侍从五骑相随，有的怀抱包裹，有的身背行囊，有的手架猎鹰，有的马上驮着毡毯。画面最后，是一头戴皮帽、身穿窄袖长袍、腰携箭箙、右手架鹰、左手执缰，骑于马上的武士，正驱马追赶行进的队伍，马旁还紧跟一猎犬。画左上方署款“祗应司张瑀画”。卷上有清高宗乾隆亲笔题签：“宋人文姬归汉图。”下注“内府鉴定”四字，钤“神品”“乾隆宸翰”两印。乾隆帝赏画之余，意犹未尽，还在卷上题诗记之。诗末押“比德”“朗润”两个小方印。前端有明万历“皇帝图书”“宝玩之记”两印，后端书款处有“万历之玺”一印，还有乾隆、嘉庆、宣统诸鉴藏印。
此图表现了早期中华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特别是匈奴等游牧民族的交流：一方面，从王昭君到蔡文姬等都是为了民族的和平发展而付诸努力的人，她们也是丝绸之路的贡献者，更是中华民族朴素的家国观的体现；另一方面，蔡文姬归汉这一历史事件还表现出了较强的文化认同的特性。
胡人吃饼骑驼俑隋代高45.7厘米山西省太原市沙沟村斛律彻墓出土山西博物院藏骆驼昂首站立在长方形的托板上，双峰间垫着毯子，驮着丝绢、皮囊等物品，皮囊上坐着一人，浓浓的眉毛，深目高鼻，头上戴着圆毡帽。最有趣的是他的手里还抓着一个饼子，正在边走边吃，想来路途辛苦，来不及休息就要急着赶路。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这位胡商手里的饼子，当地称为“馕”，是一种可以存放很久的食物，传入中原后，被称为“胡饼”，当时上至贵族下到老百姓，都很喜欢吃。骆驼背上所驮的货物是当时贸易往来中的大宗商品丝绸和绢帛等纺织品。这也说明当时的胡商来到中原后，卖掉带来的金银器皿、宝石和香料等货物后，再将当地的丝织品带走返回，而且数量很大。
此俑于年发现于斛律彻墓中。墓葬的主人斛律彻，曾任北齐假黄钺、使持节、相国、朔州刺史等官职。该墓葬中随葬器物较丰富，共三百二十八件。其中，陶俑的数量很多，有仪仗俑、女侍俑、伎乐骑俑、武士俑等，显示了墓主人生前的一些生活场景。
三彩胡人骑马俑唐代唐懿德太子墓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藏此胡人头戴幞头、身穿绿圆领窄袖胡服，深目高鼻、浓髯，双手持缰绳端坐于马背之上，身后有一小兽陪伴。马首微昂，姿态挺拔，精神抖擞，四肢直立于一四方台上。懿德太子墓，位于乾县东南隅的韩家堡北，是乾陵的陪葬墓。懿德太子李重润，是唐中宗李显的长子。
1年7月至2年5月，对其墓进行发掘，该墓已遭盗掘，仍出土文物一千余件。其中的客使图、胡人俑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唐代外交政治、文化交融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印花棉布东汉残长89厘米宽48厘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中发现了一座东汉晚期（公元世纪）的墓葬，墓中出土了两块蓝白印花棉布的残片，其中有一块棉布中心部分已经缺失，只能见到半只赤裸的脚和一段狮尾。所幸的是，在它的左下角有一个大约厘米见方的方框，框内画有一个半身女神像。该女神应为希腊神话中的丰收女神得墨忒耳；其中心图像为人狮相搏图，现已十分残缺，只剩一人脚和一狮子尾、一狮子爪。从脚的方向分析，此人正朝着狮子扑去，欲制服狮子。边框处还见辟邪鸟和彩花带。从艺术风格来分析，这一蜡染棉布可能产于公元2至3世纪的贵霜王朝的马拉图地区。这件作品中的得墨忒耳、人狮搏斗等原属于希腊神话题材，辟邪则来自中国艺术，而棉纺织、染色、蜡染技术应是起源于印度，大量的装饰纹样在犍陀罗时期又十分常见，裸体人物形象风格则是属于贵霜帝国马拉图地区的艺术特点。因此这件织物是汇集了东西方众多文化元素和技术而形成的一件极为难得的艺术珍品。
鎏金人物故事纹银壶北周天和四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年宁夏固原南郊乡深沟村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银壶长颈，鸭嘴状流，上腹细长，下腹圆鼓，单把，高圈足座。壶把两端铸两个兽头与壶身连接。把上方铸一深目高鼻戴盔帽的人头像，面向壶口。颈、腹、底座边缘相连处各饰联珠纹一周。壶身腹部一周打压出三组男女相对人物图像。三组人物头发、衣纹用细线刻划，线条简洁流畅。壶腹下部用细线雕刻一周水波纹，水波纹中有两只怪兽相向追逐一条鱼，鱼尾甩出水面。此壶也称胡瓶。据文献记载，最早是由西胡即中亚粟特人将产于拂菻（罗马帝国）的胡瓶作为礼品进献中国，其时间大约是在公元4世纪初。考古发现最早的胡瓶是在十六国时期，北朝至隋唐时期已很流行，李贤墓出土的这件鎏金银壶对研究中亚、波斯、东罗马帝国与中国的关系有很大意义，目前在世界上还没有发现与之完全相同的器物。
东罗马鎏金银盘公元4-6世纪高4.9厘米口径31厘米甘肃省博物馆藏甘肃省靖远县北滩出土银盘曾表面鎏金，现已大部分脱落。盘内满饰浮雕花纹。纹饰分为三个区域：外圈饰十六组相互勾连的葡萄卷草纹，其间栖有小鸟等小动物;中间一圈浮雕呈环带状，内列十二个人头像，每个头像左侧各有一只动物;盘中央为微微凸起的圆域，图案为一倚坐于狮豹类猛兽背部的青年男性，是银盘的主题花纹。所倚坐之猛兽圆足内底有点状铭刻文字一行，这是在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上发现的重要罗马文物。盘心所饰这位持杖倚兽的青年男子，学者认为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葡萄酒之神狄奥尼素斯。银盘上所刻的文字，研究者认为是大夏文，系大夏贵霜时代即已采用的希腊字母草写本。此鎏金银盘是典型的东罗马风格器物，其制作年代大约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东罗马帝国前期与中国保持友好往来，据《魏书》记载，东罗马帝国曾三次派使团访问过北魏。也许这只银盘就是当时东罗马使者遗留在黄河古渡的贡品，也可能是那个时代西方商旅携带的交换物。
长沙窑青釉贴花舞蹈人物瓷壶唐高18.2厘米口径8厘米底径10.2厘米湖南省博物馆3年衡阳市司前街水井出土此壶小口，鼓腹。两系及流下分别饰以三块模印贴花的人物图案，流下为一人身着胡装，袒胸披纱，纹褶飘逸流动，站于蒲团之上，扭动身体，婆娑起舞，应是唐代风行于全国的胡腾舞，右边一人吹笛，左边一人执物站立。这些纹饰均与西亚、南亚文化有关，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长沙窑，又名长沙铜官窑，始于初唐，盛于中晚唐，衰于五代，前后经历了二百多年，是与浙江越窑、河北邢窑齐名的中国唐代三大出口瓷窑之一，也是世界釉下多彩陶瓷发源地。唐朝国家强盛，经济繁荣，中外交往和通商频繁。瓷器在唐代已成为最普遍的日常生活用具，因此，当时许多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士都非常羡慕中国人使用瓷器，他们既是中国瓷器的爱好者，又是中国瓷器的对外传播者中国瓷器在唐代已成为对外贸易的热门商品。随着唐代海上交通的开发，以及航海技术的提高，为瓷器的大量出口创造了条件。
狩猎纹金方奇隋代宁夏回夏自治区盐池县青山乡古峰庄出土盐池县博物馆藏
狩猎纹金方奇隋代宁夏回夏自治区盐池县青山乡古峰庄出土盐池县博物馆藏金版以失蜡法浇铸而成，版面未曾打磨抛光，但图案清晰，牌饰中心上方之人头戴插羽宝冠，身着甲，足蹬长靴，纵马驰骋，弓满弩张，驱前诛后，周旋于大小不同、姿态各异的猛兽间。牌饰左、右下方各有一戴胄着甲、挽弓跪射猎物的勇士，画面上有虎、熊、豹、犴、豕、麋等兽的形象，左上方有一飞鸟图像。在其后背矩形框外有魏碑体隶书铭文，共八十二个字。其中有“良工刻构，造兹方奇”一句。方奇在《辞源》中的解释为“地方所产珍奇之物”，而它当时是否被称为“方奇”，亦未可知。铭文中“韩卢盼破”是指“良犬”。
狩猎纹的构图与常见的波斯银盘和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内石榻上的雕画类似，以此推断可能是由受过萨珊金银工艺或粟特绘画艺术影响的匠人制作。而关于它的用途，有考古学者推测，可能是系钉铆于车辇上的装饰。由于这件文物的用途和命名目前尚在研究中，现暂根据铭文内容，命名为“方奇”。
宁夏地区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大量来自中亚地区的商人往来于此。这件黄金文物见证了中西方文化经由丝绸之路的交流和相互影响。
石刻胡旋舞墓门唐代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苏步升乡窨子梁唐墓出土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石刻胡旋舞墓门每扇石门正中各减地浅浮雕一胡人形象的男子，站立在一块编织精美的小圆毯上，双人对舞，熟练挥旋，飘逸潇洒，体态轻盈健美，舞姿迅疾奔放，充满欢乐愉快的生活气息。四周剔地浅雕卷云纹，恰似舞者腾跃于云气之中，造成流动如飞的艺术效果。石门上的舞者展示的舞蹈即为胡旋舞。胡旋舞，又称团乱旋、团圆旋等，原出于中亚一带的康国。胡旋舞由西域传入后，受到中原各族人民的喜爱，尤其受上层统治阶级偏爱。据墓志记载墓葬主人属中亚粟特人，即“昭武九姓”中的何国人。中亚粟特人徙居宁夏境内，与唐朝设立羁縻州以安置突厥降户相关。墓葬中的胡旋舞图案是乐舞艺术的传承和文化习俗的移植。
这类题材的石刻作品，在中国唐代墓葬中首次发现，既是反映唐代时期包罗万象、融合一家的世界观的实物资料，也是研究唐代乐舞的珍贵资料，被认定为国宝级文物。
元织锦百鸟朝凤图卷（局部）辽宁省博物馆藏织锦百鸟朝凤图卷使用多色丝线及金线和孔雀羽线织造。图像以凤鸟为主体，其他鸟类，花卉，呈散点式分布。共有两组连续图案。鸟类造型优美，配色华丽，织造技术高超，是元代织锦的代表作之一。图像内容源于中国古代传说，传说中凤鸟本为一只普通的小鸟，用自己采摘积攒的果实拯救了濒临饿死的其他鸟类。这些鸟类为报恩各自献出一根最美丽的羽毛给凤鸟，于是凤鸟成为了最漂亮的鸟中之首。故事体现了群体间的感恩与互助，和谐共生，合作共赢的生存准则。至今仍广泛流传百鸟朝凤的故事，百姓家有喜事时常悬挂此题材刺绣品。
宋缂丝朱克柔山茶蛱蝶图辽宁省博物馆藏朱克柔缂丝《山茶蛱蝶图》以宋代折枝式构图花鸟画为稿本，主体表现山茶花和蝴蝶。花瓣施色方法及叶片造型与宋代李迪红芙蓉图有异曲同工之处。此作的绘画稿本现已无迹可寻，依现存这件缂丝作品可以窥见原画作之风采。以蓝色为地缂织，主体物用合花线表现了自然的色彩过渡效果。虫蚀处用米黄、褐色线以“结”的技法表现色彩变化；花萼处用长短戗织出层次；朱克柔印章部分用搭梭技法缂织，形成纵向边缘整齐，横向衔接无缝隙，外轮廓方正的效果。花瓣细节部分用笔在缂织的浅色区域补绘，彰显出朱克柔的绘画功底。
宋缂丝朱克柔牡丹图辽宁省博物馆藏《牡丹图》以花鸟画为稿本缂织蓝色地，凌空式构图黄色牡丹一枝。从花心处向外逐层晕染色彩，边缘处用白色提亮，与宋代马远绘白蔷薇图中的施色方法一致。在宋代“格物致知”思潮影响下，画家甚至亲手栽培以求将花卉描绘的精妙甚微，“牡丹”在人的智慧与创造下“独钟其美而见幸于人焉”。此件左下角缂“朱克柔”朱文方印。整幅织造紧密，底色均匀，线条过渡自然，色彩柔和。宋太宗于雍熙元年设立“翰林图画院”，给画院画家授予职。但从事织绣的工匠地位较低，缂丝艺人不敢署名，只摹缂原画作者名款，朱克柔将名章缂在作品上，可见在当时具有较高地位。
此件对幅有明代弘治时张习志题跋。《石渠宝笈重编》著录，有“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定鉴”“石渠宝笈”“宝笈重编”印。画心外有“冰泉”“郡王衔多罗贝勒”印。后被朱启钤收藏。现存于世公开发表的有朱克柔名款的传世品有七件，稿本皆为宋代花鸟画。
附：《夏景山口待渡图》全卷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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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景山口待渡图五代董源(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