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物种在扩充国内物种资源的同时,也为传 [复制链接]

经过上林苑培育的域外物种在植之秦中，后渐生东土的过程中，不但深刻影响了国人的物质生活，而且逐渐融入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为新文化的萌芽奠定了物质基础。域外物种在中国大地传播的过程中，逐步被当地文化接纳和利用，为秦汉乃至后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

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传入上林苑的物种，最初是按照原有的外文名称的发音进行命名，之后又出现人们，又根据部分物种的形态特征，或根据其口味，以中国方式赋予物种新的名称的情况，这其中或多或少都寄予了国人一定的情感。

例如，苜蓿传入关中后，人们按伊朗字的发音依旧称其为目宿。当地人看到其随风摆动的可人景象后，于是才将其称为怀风、光风，茂陵人又把它叫做连枝草。乐游苑，建造于汉宣帝神爵三年，依此推测至少在汉宣帝时期，苜蓿即有这些别名。

目宿在后来逐渐演变中，演化为加了草字头的苜蓿，更加准确地表达了其作为牧草的含意。乌孙马始引入我国之时，汉武帝见其神俊挺拔，便赐名天马，之后有人进献略胜一筹的大宛汗血马，于是便称大宛马为天马，而改乌孙马为西极马。

枇杷，《本草衍义》在论及其名称的由来时，载曰：“枇杷叶其形如琵琶，故名之”。胡蒜，因具有根茎大、瓣多、辛中带甘的特点，而受到中原人的喜爱，称其为大蒜，以区别本土固有的小型蒜种。

另外还有，胡瓜、胡荽，自引进栽培以后，名称几经变化，至今仍有多种称谓，都是融入国人生活、被中国文化改造、丰富汉语语义词汇的表现。

第二，域外物种自传入后作为文艺形象大量展现于文学、艺术作品中，秦汉以后的文艺作品中对其形象的描绘更是屡见不鲜。

形态婀娜、花色艳丽的石榴树，自栽种于上林苑等宫苑中，便引来属文之士或叙而赋之；汉武帝喜得乌孙马和大宛马，先后欣然创作多首《天马歌》进行歌颂，这些诗歌被作为郊祀歌，保留在了乐府诗中供人传唱；驴骡在西汉作为驿递交通工具，普及于民间之时，作为文学象征，曾经广泛出现在一些诗赋中。

另外，从出土的汉代铜镜可以看出，其表面附着的纹饰形象所采用的奇花异草、珍禽奇兽，多出自域外。第三，国人在潜移默化中把一些引进物种与本土文化，和固有的民俗观念相结合，赋予了其一定的民俗意义。如多籽的石榴果实、成串多粒的葡萄，寄托了人们多子多福的美好愿望。

核桃之核谐音似和，象征平安幸福，核桃仁状如大脑，凹凸密集的纹理象征人的智慧，因此这些均被视为吉祥物，出现于婚礼、节庆等民俗活动中；雄壮威武的狮子和中国固有的祈福理念相联系，被视为辟邪、吉祥的瑞兽。

当然，域外物种在接受文化改造的过程中，离不开彼此文化的冲突和磨合。狮子起初被译为狻鹿，为了和猛兽狻猊避免混淆，便根据梵文的音“师”来称呼，加以“犭”会意，就有了“狮”的称呼。

引进物种逐步本土化的几个阶段，往往以风土调适期发挥观赏价值为开端，之后相继进行或同时进行，上林苑在整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上林苑在引进一些对自然条件选择性强、适应性弱的物种的过程中，也曾出现引种、育种失败的情况。

园林植物引种驯化成功的标准之一是，引种植物能以正常的有性或无性繁殖方式进行繁殖，可见荔枝一类的热带植物，在上林苑的引种是不成功的。

不过，引种的首要原则是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即使在现代，北方也很难将荔枝、木棉等热带物种在自然状态下成功引种，所以这些失败的例子是无可厚非的。

综上所述，在秦汉时期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格局，中外、国内各地交流日益频繁的大背景下，上林苑作为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皇家园林，所具备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其在客观上成为了国家引进苜蓿、核桃、葡萄等新品种的转植培育中心、传播中心和推广基地，开创了我国域外物种引种及本土化的先例，推动了传统农业的发展。

国家重视保护和培育园中的各种林木及动物资源，体现出时人的求新精神，和改善自身周围生态环境的积极探索，同时对后世人认识这些域外动植物的习性，扩大栽培、饲养面积，从而丰富我国的物种种质资源有着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