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国和南方国——南方的物质文明
北方青铜时代的辉煌主要是*治文明，而南方的辉煌却是因为物质文明和更加多姿多彩的精神文明，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因素构就了南方的辉煌：
1、丰富的物产
在今人看来，中国南方的自然环境无疑是优于北方的，但是，在古人眼里，南方到底是蛮荒之地还是富庶之地呢？让我们先来看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的一段描述：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
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觽，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在这里，我们分明看到南方自然物产之丰，简直可以“不劳而获”，“不待贾而足”，因此也养成了南人懒惰享乐、不思进取的习性。同时我们也看到南方的自然环境在彼时就已是优于北方的，并因此产生了各国人民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这正是不同文明分野的基础。
司马迁也在同文中简单罗列了各地不同的物产：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錻﹑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檋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澙置：此其大较也。
在这里我们也分明看到江南出产之饶，已超过北方“山西”和“山东”的总和，而且北方出产的材﹑竹、鱼﹑盐﹑漆﹑丝﹑声色等，其真正的大本营恐怕也还在南方。
关于南方丰富的物产，记录的更为详细的，是南方人自己编的《华阳国志》。《华阳国志·蜀志》称：“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锡、赭、垩、锦、绣、犀、象、毡、耳毛、丹*、空青、桑、漆、麻、苎之饶”，且“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其中许多项目，在考古中都有发现。在四川成都羊子山号墓中，曾出土大量漆盒、漆奁等，色有朱、黑两种；胎有本质和木质胎再贴编织物两种，后者可能就是“苎器”的前身。漆器上有铜质的钮环、附加圈足等装饰。墓中还出土铁三角架和一件铜鼎，制作工艺十分精良。广汉出土的玉石器中，有数十件石璧，最大者外径达70.5，孔径19，厚6.8厘米。特别是成都百花潭中学10号墓出土的铜壶，通体金属嵌出采桑、竞射、弋猪、攻战等画面，描绘了战国中期巴蜀居民的生活场景，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美文物。
《华阳国志·巴志》称：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园有、香茗、给客橙、葵。其药物之异者有巴戟、天椒；竹木之贵者有桃支、灵寿。“五谷”是指稻、黍、稷、麦、豆。平原地区很早就开始种植水稻，山区则以黍(*米)、稷(小米)、麦、豆为主，实行刀耕火种。巴人农产品除了食用，还用于酿酒，巴人酿造的酒闻名于后世。《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一首古代民歌唱道：“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自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在巴人经济生活中，鱼盐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巴人早期神话传说中遭遇盐水女神的故事，暗示了巴与盐之间的关系。巴人制盐，主要是利用天然的盐泉煮盐，或是利用暴露在地表的岩盐。此外，巴国的丹砂也很有名，丹砂即琉化汞，可以用作药物或染料。
2、发达的手工业
（1）青铜器
青铜器是衡量古代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南方青铜器工艺高超、造型多姿多彩，与北方青铜器的演变序列绝不雷同。
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众多的文物，其中尤其以青铜器最为引人注目。仅二号祭祀坑就出了件，种类计有跪坐人像、头像、人面像、大型立人像以及铜尊、盘等容器。其中大型立人像头戴花状高冠，立人粗眉大眼，鼻棱突出，嘴角下勾，方颐大耳。两耳垂下各穿一孔。脑后发际有插笄用之斜方形小孔。立人左臂上举，左手置于鼻前，右臂平举，右手与胸平齐。双手极度夸张，似握物形，宽衣博带，衣上右侧及背部主要饰阴刻龙纹。腿饰方格形脚镯，赤足，五趾突出站立于方座之上。整个立人像通高厘米，其中冠下至足底高.5厘，有如真人一般大小。广汉三星堆出土的人头像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眼作“杏叶形”，此即古书中所记的“纵目人”。而最可称异的，是A型人面像眼球明显突出眼眶，双眼斜长，眼球极度夸张。
吴越青铜兵器天下闻名，著名的冶匠有欧冶子、干将、莫邪；善于剑术的有袁公、越女；还有相剑名家薛烛等。相传吴越有5把名剑：第一为湛卢，第二是纯钧，第三是胜邪，第四名鱼肠，第五叫巨阙。在造纯钧之时，“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雨师扫洒，雷公击橐；蛟龙捧钅卢HT，天帝装炭；太一下观，天精下之。”欧冶子乃集天地之精华，铸成此剑。相传欧冶子铸剑地点在今浙江龙泉县城南秦溪山下，那里原有剑池亭、剑池湖、七星井等古迹。时至今日，“龙泉宝剑”仍是不可多得的名优产品。
上述5把名剑都是越剑，后来有的流入吴、楚等国。专诸刺杀吴王僚所用的宝剑就名为“鱼肠”。年12月，在湖北江陵纪南城遗址7公里处的望山一号墓里，出土了一柄装在黑色漆木剑鞘内的青铜剑。该剑寒光闪闪，毫无锈蚀斑痕，轻劝一挥，20余层纸应声而破。剑身一面近格处有鸟篆铭文两行8字，文曰：越王勾践自作用剑此乃一代霸主越王勾践所用宝剑。面对这把寒光逼人的利剑，不禁使人想起曹丕诵剑的名句：“越民铸宝剑，出匣吐寒芒。”此剑现藏荆州博物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年，复旦大学静电加速器实验室等单位，利用质子χ荧光非真空分析，对越王勾践剑进行无损伤测定，得知该剑各部位是由铜、锡、铅、铁、硫、砷诸元素组成，并且各部位元素含量各不相同。剑脊含铜较多，韧性好，不易折断；刃部含锡高，硬度大，锋利无比。由于脊部和刃部成份不同，在铸造过程中采用了复合工艺，先浇铸含铜高的剑脊，再浇铸含锡高的剑刃，这是因为剑脊的熔点高，可以承受第二次浇铸的高温而不致溶化。越王勾践剑的剑身布满了很精美的菱形图案，由于受到硫化铜的保护而没有锈蚀，由于硫化铜的腐蚀作用，在剑身形成黑色斑点花纹。这种复合多金属铸造技术，在秦汉时代已经失传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只到近代才开始使用这种工艺。
越王勾践剑并非孤品，年在山西出土的“王子于欠戈”，年在安徽出土的“攻虞太子姑发剑”，年在山东发现的“工虞王剑”，年在安徽霍山县出土的“攻吾攵王夫差戟”，年在江苏丹徒县出土的“余昧矛”，年在山西晋墓中发现的“吴王光剑”，年在安徽南陵县发现的“吴王光剑”，年在河南辉县出土的“吴王夫差剑”，年在湖北江陵出土的“吴王夫差矛”，年在河南淮阳出土的“越王剑”，年在安徽淮南市发现的“越王者旨於赐剑”，年在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州勾剑”，以及众多传世的吴越青铜兵器，无一不是铸造精良的精品。《淮南子·修务训》说：“夫纯钧、鱼肠之始型也，击则不能断，刺则不能入，及加之以砥砺，磨其锋，则水断龙舟，陆光甲。”这段略带夸张性的描写告诉我们，著名的越剑从模子里浇铸出来时，还只是“始型”，只有经过“砥砺”、“磨”等加工手续后，才能使它坚固锋利异常。吴越青铜兵器不仅表现了高超的冶铸水平，同时还表现了吴越工匠的神秘的技艺，是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楚国青铜器早在宋代的金石著作中就见于记录，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更是层出不穷，可以说，楚国青铜器数量之多，在先秦诸侯国中是首屈一指的。
楚国青铜器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首先表现在器物组合方面，春秋早期中原地区仍沿袭西周以来的鼎簋组合，而楚文化则以壶代替簋，形成新的鼎壶组合。春秋晚期楚文化青铜器组合中出现了敦，到战国中期取代壶而与鼎成了新的组合形式。中原地区则在春秋晚期由鼎豆组合取代鼎簋组合，至战国中期与楚文化渐趋一致，亦为鼎敦壶盘组合形式。
上述组合中的各器类，既是食用的食器、酒器和水器，同时又是礼器，所谓“藏礼于器”，即是说青铜器蕴含着古代的礼制和礼仪，由青铜器组合的变异，可以看到楚青铜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不同，还表现在具体器物形态变化方面。
鼎是中原地区和楚文化共有的器物，但楚式鼎绝不同于中原地区，最明显的特征，是楚式鼎的鼎足非常修长外撇，亭亭玉立，秀丽飘逸，而不似北方地区的鼎敦实厚重。楚式鼎中还有一种不见于其他地区的升鼎，她束腰、浅腹、立耳外撇、高蹄足、身材修长、细腰隆胸，给人以清新超凡的美感。如果我们用一个词来形容楚国青铜器的艺术风格，“清新俊逸”四字足以当之。即使是那些“国之重宝”的巨器，楚人也要想尽办法——或加高圈足，或加饰云纹，或镂空刻丝——使她飘飘欲仙，引人无穷之暇思，回味无穷。
（2）原始瓷器
吴越物质文明的另一项重大成就，是发达的原始瓷器。原始瓷是从印纹硬陶直接发展而来的，是现代瓷器的前身，但有别于现代瓷器。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说：“原始瓷(ProtoPorcetain即加釉硬陶)的烧造，当为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发明……后来在长江下游地区逐渐改善，终于在汉末出现了瓷器，成为中国文明的特点之一。”就现有的考古资料而言，南方最早的原始瓷标本出土于江西吴城第一期，约当商代前期偏晚。西周时期，南方的原始瓷进入鼎盛期，年浙江衢州西周早期土墩墓，出土原始瓷器13件；年浙江义乌西周晚期墓出土原始瓷器更多达余件；与之邻近的安徽屯溪，年亦曾出土原始瓷71件，进入春秋战国以后，原始瓷在长江下游地区出土数量更多，分布地区更广，种类更加繁多。
年，浙江海盐县出土一批编套的原始瓷乐器。内有甬钟13件，句翟12件，铃11件，鼎5件。原始瓷已从日常用器扩展到礼乐器范围。在绍兴、萧山一带，还发现密集的古瓷窑址。在绍兴富盛长竹园窑址，现在面积为南北长米，东西宽40米。在窑址南部已暴露出南北并列的窑床遗迹2处，每处都有上下相压的龙窑5条。很可能是越国官营的手工业作坊。
（3）丝织业
吴地栽桑养蚕，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春秋时期，桑蚕业已成为吴越比较重要的产业。《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初，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楚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吴楚二国因边境采桑发生纠纷，竟导致双方诉诸武力，可见蚕桑业的重要性。据《吴县志》记载，吴国阖庐夫人墓中，“尤异者有多蚕、玉燕各千余双。”将蚕作为国君夫人重要的陪葬品，亦足见蚕桑业在当时人心目的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纺织工艺已经赶上甚或超过北方中原地区的生产水平，其丝织业足以代表当时我国丝织工艺技术的最高成就。
年，湖北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大批保存完好的丝织品和刺绣品，计有：素纱绵袍1件，浅*绢舞凤飞龙纹绣绵袍1件，浅*绢绵袍1件，深*绢夹衣1件，紫红绢龙凤相蟠纹绣单衣1件，浅*绢对龙对凤纹绣绵袍1件，小菱形纹锦绵袍2件，大菱形纹锦绵袍1件，素罗龙凤虎纹绣单衣1件，红棕绢凤鸟花卉纹绣绵绔1件，深*绢单裙1件，深褐绢单裙1件，红棕绢凤鸟践蛇纹绣秋衣1件，浅*绢蟠龙飞凤纹绣衾1件，凤鸟壳几何纹锦衾1件，浅*绢对凤对龙纹绣衾1件。以及帽、鞋、镜衣、棺罩、帛画。品类之齐全，数量之丰富，为马山1号墓赢得了“丝绸宝库”的美誉。
综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录，楚国丝织品的种类主要有纱、罗、绢、纨、缟、绨、缣、组、绮、锦、绦等。各种不同品种的丝织物对经纬线的粗细和强度的要求不尽相同，由此楚国的丝织业内部已形成缫丝、纺纱、织造和练染等一整套生产程序。
楚国丝织品绚丽多彩，其色彩以红色和棕色为主，仅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丝织物，就有深红、朱红、桔红、红棕、深棕、棕、金*、紫红等数十种不同色彩的色号，给人以热烈奔放的美感。
楚国的刺绣实物，在湖北江陵和湖南长沙多有发现。已发现的刺绣品，织造精致、质地轻薄、平面整洁；花纹灵活多变，典雅而富丽。题材以珍禽异兽、奇花佳卉和自然物象为主，饶有神话意味。花纹以龙凤形象最为丰富，计有蟠龙飞凤纹、舞龙舞凤纹、花卉蟠龙纹、一凤二龙纹、一凤三龙纹、舞凤逐龙纹、花卉飞凤纹、凤龙虎纹、三首凤鸟纹、花冠舞凤纹、衔花凤鸟纹等。龙凤图案各种姿式优美舒展，且采用变形手法，将大凤整体进行分解和连续排列，表现出龙、凤的各个部位和各种姿式，以求得对龙、凤形象整性和动作连贯性的艺术表现效果，具有很主的艺术成就。
（4）漆器
漆木器的发达与丰富多采，是楚物质文明的另一特色。早在年，湖南长沙等地楚墓中即有精美的漆木器发现。建国以来，在已发现的多座楚墓中，出土漆器的就有0多座，数量之多，雄居诸国之首。漆器的种类包括生活用具的耳杯、碗、豆、盒、卮、盘、HTBSSS勺、方壶、案、俎、几、杖、梳、箱、床、枕、虎子；娱乐用具鼓、瑟、琴、笙、竹笛、排肃、舞具、六博盘；工艺品有彩绘漆鹿、彩绘木雕座屏；丧葬用具有漆镇墓兽、虎座立凤、彩绘木俑、漆床、漆棺；兵器有弓、盾、甲、剑盒、剑鞘、戈鞘、矛鞘、匕鞘、戈秘、箭杆等。漆木器已深入到楚人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中镇墓兽、虎座飞鸟、虎座凤架鼓，鸳鸯豆、方耳杯等器物还是楚国所特有的典型器。
楚国漆器的胎骨可分为木胎、竹胎、皮胎、夹苎胎、藤胎和积木胎。其中夹苎胎又称“重布胎”或“脱胎”，渊源甚早。长沙左家塘3号墓所出黑漆杯及彩绘耳，江陵马山1号墓所出彩绘漆盘，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的漆削鞘，均为战国时期夹苎胎。这种胎骨用麻布和漆灰制成，坚实轻巧，可以施之于任何造型。夹苎胎的出现，是战国时代楚国髹漆工艺的重大进步，为我国后来的脱胎漆器工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楚墓出土的漆器，不仅数量多，品种全，而且色泽艳丽，纹样丰富，表现内容复杂。楚漆器都以黑、红色为地色，一般在器表髹黑漆，器内髹红漆。黑色肃穆、沉稳，红色则热烈奔放，相对比强烈，变幻无穷。为了强调这种变化，楚人还在漆器上施以各种云纹、雷纹、龙纹和凤纹，使得整体器物给人以舒卷、飘兔、流畅的美感。
楚人信巫好祠，原始的神话巫术十分发达。这在楚国漆器中也有充分反映。镇墓兽是楚墓中常见的随葬品，江陵雨台山座楚墓中，出土镇墓兽件，占总兽数的28%，江陵拍马山27座楚墓中，有10座出土镇墓兽，占37%。镇墓兽多为变形的龙，在我国上古神话中，龙为“鳞虫之长”，乘龙升天正是神话的主题。楚墓普遍随葬镇墓兽，正是楚人祈求死者灵*升天的思想的反映。
虎座飞鸟也是一种反映楚人精神的典型器，目前仅见于楚地。基本形态为一展翅飞鸟立于一虎座之上，在鸟背上还插一对鹿角。均为木胎雕刻，有的还在鸟身上朱绘忌毛纹，虎身上朱绘云雷纹。《楚辞·大招》：“*兮归来，凤凰翔只。”虎座飞鸟正是楚人借凤以引绣所招之*，借龙以飞升上天，龙凤共体，足下踏虎，乃是引*升天、除恶辟邪的全部含义的形象化。
3、繁盛的商业
物产的丰富，带来了商品贸易的发达，战国时期的成都已成为当时连通中原与西南、巴蜀与荆楚的商贸中心，在四川荥经、青川，湖北云梦、江陵及湖南长沙等地的春秋战国墓出土的漆器中均有“成、成草、成亭、成市、成市草、成市饱”等针刻、烙印铭文，表明这些器物均由成都制造而流通各地，成为漆器制作和物资交流的中心。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战国末年成都城“周回十二里，高七丈。”“置盐、铁、市官并长丞。”成都城内“市张列肆”，城外有龙坝池、千秋池、柳池、天井池，一派繁荣兴盛景象。
楚国疆域辽阔，地方五千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带动了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年在安徽寿县发现的《鄂君启节》就记载战国中期楚国内贸易的盛况，鄂君启拥有艘船、50辆车运载货物，水陆连网，北于伏牛山麓，南抵南岭脚下，东达庐江一带，西至湘西，足迹遍布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广西等省区。在国境之外，楚与诸侯国之间的贸易也十分兴旺，楚国输往中原地区的商品包括：金、银、铜、铁、锡等矿产；长松、文梓、木便、杞、梓等木材；鱼、鳖、龟、玑等水产；谷粟、布帛、竹木、漆器、皮革、陶器……真是百货畅流，应有尽有。与其他诸侯国贸易发展的同时，楚国与中国境外的商业交往也在发展。
年，江陵雨台山楚墓曾出土料器94件，其中73号墓系春秋晚期，出土的玻璃质料管1件，长1.6，径0.8厘米。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玻璃制品，其原产地却在大秦或南亚一带，这表明，楚与身*(今印度)之间的长途贩运贸易早已开始。不仅如此，楚国商品还远销中亚乃至东欧。在今阿尔泰山西麓巴泽雷克发现古代游牧民族的贵族墓，其年代相当于我国的战国时代，墓中出土了标准的楚式镜和丝织刺绣品，其中丝织刺绣物的丝纤维，花纹风格以及刺绣工艺手法都与长沙出土的楚国龙凤纹刺绣相同。
楚国商业尤其是国际商贸业的发达，必然影响到货币的铸造。远距离间的经商活动要求货币必须是体小值大，便于携带；当商品交换达到一定规模时，小额货币已不敷需要，贵重金银币便应运而生，在楚国货币体系中，最具特色的，便是*金货币。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是唯一铸造金币的诸侯国。由于楚国的金币主要为饼状和龟版状，又在金版上烙印钤记，所以又称为印子金、版金、金版、饼金等。金版上的钤印文字，有郢爰、陈爰、鬲GK-3阝爰、专爰、卢金等，其中前一字是地名，表示铸造金币的地点。后一字表示质量优良。因为*金在溶铸过程中成色不一，在优等品上加印标识，以防假冒，实在是防伪的必要手段。根据考古发现，楚国金币的流通范围主要集中在今湖北、湖南、广西、河南、安徽、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和陕西，其中尤以豫东、安徽、江苏出土数量最多，可见楚国金币主要是楚东迁(公元前年)以后的产物。楚国另有一种时代更早的铜币，俗称蚁鼻钱或*脸钱，根据考古发现资料，蚁鼻钱始铸于春秋中晚期，重量轻的只有0.5—0.6克，重的达5.5—5.6克，相差约10倍。量小值低，是一种计量单位货币。
